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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说起日本的垃圾分类，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“路上垃圾桶少”和“分类手续多”这两个事实。的确，这一“少”和一“多”，基本概括了日本在处理生活垃圾上最主要的两个原则。日本的垃圾处理制度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，而在新的时代也面临更多挑战。了解日本垃圾处理的过去和现在，也许能为更多城市的垃圾处理提供新的思路。
日本垃圾处理简史
明治维新之后，随着日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，城市居民产生的垃圾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议题。早在1900年，日本就制定了《污物扫除法》。该法把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规定为城市行政单位的职责，这也为后来日本的垃圾处理制度定下了基调。
随着战后经济复苏，城市垃圾问题也进一步加剧。一方面，对于垃圾焚烧场和填埋场的需求不断增大。另一方面，要确保垃圾在运输途中不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，需要更多基础设施的投资。为减轻作为垃圾处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的负担，日本1954年通过了《清扫法》。它使得中央政府为地方处理垃圾提供财政和技术的支持有法可依。
进入高度成长期的日本，城市垃圾更是飞速增加。在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间，日本的垃圾大约增加了3500万吨，增长了5倍。其中来自工业生产的垃圾还导致了大规模公害的发生。
1970年，日本国会通过《废弃物处理法》。该法明确规定了生活垃圾由政府处理、工业垃圾由企业自行负责的原则。有了惩罚的制约，对企业污染的控制得到了加强。但在生活垃圾的处理上，更多障碍却急需解决。
城市政府试图在市区内新建垃圾处理厂的动议常因“邻避效应”而中断。最为生动的一个例子是笔者之前介绍的文章
《日本城市的垃圾战争》
。1970年代，因为东京杉并区居民的反对，该区的垃圾处理厂无法建成，大量的垃圾需要运送到江东区填埋。而江东区的居民也发起行动，拒绝杉并的垃圾车进入。在市和区各层级政府和市民代表的多次商谈后，对峙才勉强告一段落。正因为这些因素，日本垃圾处理厂的空间不足问题，始终无法彻底解决。根据日本环境省的数据，到1990年，日本垃圾处理容量只剩下8年空间。
在此背景之下，日本各界终于意识到，要解决垃圾处理的危机，更关键的应对方案在于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。
1991年，《废弃物处理法》得到修正。抑制废弃物并对其进行分类、再生和再资源化的原则被加入其中。随后，日本相继通过了数部资源回收法规，比如1995年的《家电回收法》、1998年《建设回收法》和2000年的《食品回收法》。2000年，《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》出炉，它确定了日本从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社会，转变为以Reduce（减量）、Reuse（再利用）和Recycle（回收）为代表的3R社会的决心。
“沼津分类法”的诞生
日本垃圾分类体系正是在上述充满矛盾的1970年代诞生的。而静冈县的沼津市通常被视为日本垃圾分类的一个发源地。1975年，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多，当地政府不仅缺少空间堆放垃圾，更缺乏足够资金来支付庞大的人工费支出。在政府和市民的协商下，大家提出，如果可以在垃圾被搬运和回收之前，先按照种类进行分类的话，既可以减少后续工作量，又能通过资源再利用来制造收益。从这一年四月开始，居民们按照“可燃垃圾”、“填埋垃圾”和“资源垃圾”这三种类别来进行丢弃及回收。
和现在许多刚导入垃圾分类制度的城市一样，沼津市民一开始也是怨声载道。但两个因素推动了该制度的成功普及。
第一，当时的沼津作为一个工业城市，工人占据了城市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比重。而他们通常和同一个工厂的同事居住在同一社区内。依靠着这种建立在“业缘”之上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，更多居民得以接受和认同分类的制度。
第二，在推行政策时，注重以市民为行动主体。对分类进行宣传和监督的，往往都是当地的居民志愿者。在他们积极的介入下，分类才得以进入每个家庭中。
在日本垃圾处理方式开始转型的1990年代，以“可燃、不可燃和资源”这三种类别为主的“沼津式”垃圾分类规则，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行政体采用。同时，G7东京峰会为代表的国际会议的召开，和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为代表的恐怖袭击，对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高要求，使得作为“安全隐患”的城市公共垃圾桶逐渐减少，这也间接加速了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。
在今天的日本城市中，公共垃圾桶基本不存在。唯一类似的替代物是大街小巷各便利店的垃圾桶。但它们原则上只供进行购物的消费者使用。
人人把垃圾带回家进行分类再回收的做法，基本成为日本全社会的共识。
小结
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，日本垃圾分类的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。
第一，每一项政策背后都有完整的法律支撑；第二，在分类和回收中市民被赋予和政策制定者平等的地位。因为市民的积极介入，才使得制度真正被落实。
(作者单位：北京澳柯林环保设备厂)